[周健]比阻止亵渎更重要
作者:周健编辑:李倩仪
发布日期 2007-04-12 09:17:00

文/周健

国旗法,在表面上看,其权威性总是无法与《刑法》或者《民事诉讼法》相提并论,而且至今也没有人因触犯国旗法而被处罚的报道。

中国的法制体系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法律,其作用不在于强制的规范,而在于体现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引领这法制下的公民的精神归宿。

但是这种意识的体现已经被滥用了。什么属于应该被意识化的范畴?这个问题在变革的社会中被轻易的、慵懒的解释着。只有当法律实施后,精明的律师试图引用法条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时,才会发现,自己向往的法律并不是倾向于公众利益明显受损的一方的。那些标榜着最终解释权的司法机构最终可能让人们的美好愿望泡了汤。在这个解释过程中,原先制定这部法律的法学家势必参与“解释”,我们试图想像,在当初他们制定法律时,他们的心灵是如此的澄净,以至于去反对笼统地描述一些利益的归属。但是时过境迁,现在的他们站在谁的身边?我们有许多经济界的泰斗的事迹供我们参考。

在建设法制社会的大潮中,许多曾经经受伤痛的特质在显示着。利益相关者和法学家热衷于为一些社会的空挡立法,他们知道,以他们的学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需要确切的知道,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正确性和确定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需要保护时,他们会出来建议相关方面的立法,当成文的法律放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循环的手段成为了政府和所谓的“权力的主人”治理社会的一种简便的方法。因为他们拥有数不清的法学家,他们也拥有数不清的司法机构和执行机构。

急于建设法制社会的脚步让我们不得不想起,我们也曾经急于过其他的事情。与那些令人担忧的事情相比,对法律的急于让我们暂时享受了法制进程上的快感。但是那天当我们翻开法律条文,发现即将被应用在具体诉讼中的内容都是属于“意识”,我们又该如何去重建我们的司法体系呢?我们是不是会像半个世纪前那样,突然不明白自己究竟应该信仰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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